让国防动员与拥军支前相得益彰

近期，笔者在调研时，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：有关部门在起草文件、研究工作时，将国防动员与拥军支前混为一谈，导致文件内容、工作安排上互相重叠、互相取代。这显然不利于工作。

虽然二者均为全民国防建设的组成部分，但有着明显的区别。比如，从概念上看，国防动员是国家为应对战争或其他军事威胁，采取非常措施将社会诸领域全部或部分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，使国防潜力转化为国防实力而进行的准备、实施及其他相关活动。因为属于国家行为、政府行为，国防动员具有较强的约束性、强制性、程序性。拥军支前是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，社会各界对部队建设、军事行动以及军人、军人家庭的关心、理解、支持、服务，既是一种体现光荣传统的组织行为，又是一种随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民间行为，具有一定的自发性、主动性、群众性。

再比如，从制度建设来看，国防动员强调以法律作为规范，为此先后出台国防法、国防动员法、预备役人员法、国防交通法、人民防空法等多部法律。而拥军支前以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根脉，以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真挚情谊为动力，以各地、各行业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基础，强调的往往是形成机制、推广经验、学习典型。

还比如，从组织实施看，国防动员分为发布动员令、组织动员、实施复员等步骤，有严格的程序，征用的民用资源涉及经济补偿问题。相对而言，拥军支前较为灵活，可以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。一般情况下，拥军支前不涉及经济补偿问题。

和平时期，国防动员更多涉及的是准备工作，实施和复员发生在战时和战后阶段，应防止概念使用上的扩大化，不能把国防动员当成一个筐，凡是战备工作都往里装。同样，也不能随意使用拥军支前这一概念，因为支前指的是支援前线、一线，支前特指战时条件下的行为。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，应引导广大群众开展社会化拥军，发动更多的人员关心国防、热爱部队、尊崇军人，持续巩固“军民团结如一人，试看天下谁能敌”的大好局面。

在认清国防动员与拥军支前区别的同时，更应看到二者密不可分的联系。二者都是把国防潜力转化为战争实力的重要途径，服务的都是国防事业，保障的都是人民子弟兵，皆属于“军队打胜仗，人民是靠山”的生动实践。

二者目标上的一致性，决定工作中的互补性。平时准备中，国防动员侧重于“摸清家底”，面向民用资源开展潜力统计调查，并在此基础上拟制方案、预编队伍、开展训练。拥军支前侧重于“军民一家”，继承发扬光荣传统，引导民用资源积极主动地服务部队建设。战时环境下，国防动员侧重于成建制使用民用资源，拥军支前侧重于零散发动、化零为整，见缝插针、固强补弱。

可以预见，未来战争中，国防动员和拥军支前两个系统将并肩上阵、携手援战，展现出“直接服务部队与间接保障打赢同步进行、支援前方与稳固后方同步发力”的壮丽图景。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：国防动员与拥军支前犹如车之两轮、鸟之两翼，共同作用于人民战争、支撑于全民国防。

辨析国防动员与拥军支前的区别与联系，目的在于更好地推动工作。应着眼提高全民国防建设对人民军队战斗力的贡献率，探索二者同频共振、相得益彰的方法路子。笔者认为，应在三个方面下功夫见成效。

第一，在指导思想上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。

党政军民学，东西南北中，党是领导一切的。着眼发挥党委统筹全局、协调各方的作用，将国防动员、拥军支前纳入地方党委议军会议，加大“统”的力度，提高“谋”的水平，做到宜合则合，使两项工作在目标上实现高度契合；宜分则分，使二者按照各自特点规律运行，充分发挥独特优势。

作为办事机构，各级国动委联合办公室、双拥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应及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军事理论，用以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，坚持在党的旗帜下摆兵布阵、凝心聚力，做到合心、合力、合拍。

结合保障过境部队行动和双拥模范城（县）评比活动，在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、拥军支前各类组织中设立党组织，强化思想政治引领，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确保一线动员支前力量能够经受严峻考验、完成急难险重任务。

第二，在方法途径上，建立和保持顺畅的沟通渠道。

假如驻军部队急需一批抢险救灾器材，国防动员办公室与双拥办公室谁来承担这项保障任务更合适？在实践摸索中我们认为，不妨让国动办—国动委成员单位—具有相关能力的市场主体，以及双拥办—爱国拥军社会组织—具有相关能力的市场主体两条线路同时推进，谁条件成熟谁先承办，谁能胜任谁来承办。市场主体为驻军部队提供器材后，国动办应参照市场价格，提出经济补偿方案并做好相关准备。如果市场主体提出将器材无偿捐赠或者部分捐赠给部队，那么双拥办则应与国动办共同善后：该经济补偿的经济补偿，该鼓励表彰的鼓励表彰。

上述办法既确保了保障部队的高效率，又保护了动员对象、拥军单位的积极性。其中发挥基础作用的，是国动办与双拥办乃至二者与各类市场主体之间，建立起顺畅的沟通渠道。

沟通渠道的建立和保持，需要国动办与双拥办牢固树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分工不分家，平时多联系、有事多商量，做到信息互通、资源共享。可考虑在军地联合指挥部中，设立拥军支前席位，与国防动员席位共同受领任务、共同制订落实方案、共同保障部队，以战时机制牵引平时建设，促进双方沟通渠道的常态保持。

第三，在工作动力上，坚持法律约束与道德感召相结合。

现代战场前后方界限模糊，参与国防动员与拥军支前人员将面临各种考验。即便平时，他们也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，不能完全按照市场交换原则行事。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在持续激发动力上出实招求实效，推动实现国防动员标准越来越高、拥军支前热情始终不减。

一方面，要把国防法律知识宣传突出出来，使公民和组织充分认识到，平时助力国防建设、战时担负国防勤务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法定责任，平时服务部队、战时保障打赢是一种光荣义务，为战时挺膺担当、逆行出征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另一方面，要对在国防动员准备、社会化拥军中表现突出、事迹过硬、群众口碑好的公民和组织进行褒奖和宣扬，引导人们见贤思齐，增强国防观念和责任意识，努力在全社会形成法定的国防动员任务坚决完成、法律未规定的拥军支前积极参与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。